第4节
沈恕思忖良久，决定弱化矛盾，在向高大维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省公安厅对徐剑鸣所受枪伤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在办案中针对民用枪和军用手枪同时展开调查。近段时间重案频发，高大维有些应接不暇，并未过多思考沈恕的汇报中不合情理之处，就批示了同意。
沈恕是否对陈广上了手段，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沈恕会把这个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总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上或不上手段都是犯错。上手段，是僭越，不按组织程序办事，搞内部分裂；不上手段，是麻痹大意，工作态度草率，不认真负责。事情就是这样，翻过来推过去都是理，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掌握真理。
查枪行动低调展开。
楚原市的驳壳枪数量原本就不多，在1978年后全面淘汰，集中回收销毁。目前仅军事博物馆还存有两把，但没有子弹。有据可查的流落民间的驳壳枪，是在1974年前后，有来历不明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驻楚原某部后，一名解放军连长配备的编号为7885的驳壳枪丢失。相信是有红卫兵趁乱私藏枪支，但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再想回头查找闹事的红卫兵，希望十分渺茫。
这支枪在销声匿迹二十几年后重新出现，持枪者是否仍为当年偷藏枪支的红卫兵，还是已经易手？自从驳壳枪被淘汰后，楚原市一直不曾有驳壳枪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二十几年里，这把枪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持枪者胆大妄为又细心隐忍，甘冒奇险却不肯把它丢掉。它于多年后再次被使用，目的是消灭徐剑鸣。有一种解释是徐剑鸣每逢雨夜就到案发现场巡逻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凶手的安全，也破坏了凶手的连环杀戮行为，而凶手并没有其他办法干掉徐剑鸣，只好铤而走险，启用了沉寂多年的驳壳枪。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丢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提起丢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了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资匮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
虽然找到了耿连富，也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12.身陷绝境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中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冷静、成熟……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二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赔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误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斬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他的声调很平和，却像凭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意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有些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50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世。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说：“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夫钻研，是成大器的材料。”
我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他现在是市里的法医界权威，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
钱学礼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生在世，道德人品第一，事业才华第二。如果道德有亏，这人的才能对社会不仅无补，反而有害。陈广这辈子，被他自己的小聪明害了，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现在看上去貌似他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从长远来看，他的损失远远大于所获取的。”
我故意引他的话，说：“怎么局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恰好相反呢？我们收集上来的民意调查结果，普遍认为陈广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
钱学礼说：“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们都被蒙蔽了。陈广这个人善于伪装，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他的人品好坏。当年他读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道德学业双优的好学生呢？可是运动一来，他立刻就完全变了个人，六亲不认，打起人来无比凶狠，我的这条腿就是被他打瘸的。”
钱学礼伸出他稍短一截的右腿，说：“当年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用木棒在我的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我的心里一颤，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我说：“可是，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
钱学礼苦笑着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是‘臭老九’，他是造反派，他打我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什么天派、地派，什么红旗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
我追问说：“钱伯伯，你再回忆一下，1975年4月，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
钱学礼微蹙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腿也断了，几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
我不甘心，又问：“那么，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我再去找找看。”
“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您，您……这是怎么说呢？”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
“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
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闪闪，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才将电话接起来。
“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陈广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
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
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戰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坐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黄昏，院落四周芳草萋萋，人迹罕至，我心里不禁油然生出孤独、苍凉的感觉。
推开虚掩的院门，拨开没到小腿的杂草，有一条弯曲的鹅卵石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房门，头顶有离群的大雁在咿啊而鸣，微凉的风掠过面颊，把我的头发吹得一绺绺地向后飞扬。我壮起胆子，快步走向房门，见硕大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显然许久不曾动过，不知这把钥匙还能否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左右转动两下，那锁居然“咔嗒”一声弹开来。我心中一阵狂喜，取下锁，轻轻向里推动房门，滞涩的门轴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一股陈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房内久无人居，早已断了电，我拧亮事先准备好的照明灯，打量下室内的环境，稍犹豫了一下，揭开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怯意，我义无反顾地向钱学礼指示的方位走过去。
储物间位于平房的西北角，只有五平米大小，一道窄窄的门已破旧不堪，歪歪扭扭地勉强站立。我的手才搭在上面，门就迎面向我倒下来，呛人的灰尘四散飞扬。我忙向后退两步，门身平展展地拍在地上。除去照明灯的光线覆盖的范围，四周漆黑一团，门板发出的响声震得心脏中狂跳不已。我手抚胸口，平息自己惊慌不安的情绪。这时，静寂中忽然响起嗒的一声，像是两个物体撞击的声音，虽然轻微，却清晰可闻。我吓出一身冷汗，忙用照明灯向声音来处照去，静悄悄的并没有异样。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深吸一口气，借助照明灯的光亮打量储物间里的陈列。
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人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却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画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郭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在这废弃的房屋里，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的呼吸和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种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13.死亡等待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
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
对方又沉默一会儿，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是下午4点左右，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10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
“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陈广先和他打哈哈。
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
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晚上10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作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潔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11点35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虽然声音很轻，但对于我来说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这幢老屋到处布满油污和灰尘，是提取嫌犯犯罪痕迹的绝佳场所。沈恕一反常态地未向陈广请求支援，而是直接致电科技处长要求派另一名从未接触过此案的痕迹专家来勘查现场。从程序上来说，向处长和副处长报告，都没有什么不妥，但此案一直由陈广在介入，沈恕的这个举动有点挑明矛盾的意思。当然，就办案角度而言，宁愿给陈广留下心结，也胜过现场遗留的重要犯罪痕迹遭到破坏。
不过勘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现场除去我和警员们留下的脚印，并没有其他人的足迹。痕迹专家根据地面的浅浅印痕判断，囚禁我的人竟然是用毛毯包了双脚走进来的。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脚步声减到最小，便于跟踪而不被察觉；二是不留足印，避免被警方抓到任何把柄。痕迹专家可以根据一个鞋印判断出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理特点，甚至职业、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却无法根据毛毯印得出任何确切结论。就连捆绑我的绳子，也是就地取材，在老屋里找到的麻绳。这是一个狡猾到骨头里的凶手，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前所未见。
14.疑点暴露
2001年8月26日。
楚原市公安医院。
我住进医院后，情绪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处于轻度躁狂状态。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我才沉沉昏睡过去。